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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制度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admin 时间:2021-2-2 11:28:54 阅读:105次 【字体:

文学制度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

□ 王本朝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的“现代”和“当代”自有其连贯性,也有其阶段性。其阶段性在于社会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当代文学制度的建构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重大事件。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有历史建构的特质。它既被历史所规定也同时创造着多种可能性,有当代社会制度的参与,也有文学自身的努力。当代文学及其文学制度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生产机制,它开展文学秩序的重建、文学批判和文学斗争,确立文学价值和方向,创造了新的文学生产方式。

关键词 中国当代文学文学制度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有赖于文学新秩序的建立和文学价值的确立。它通过文学组织的有效管理、作家身份的改造及认同、文学传播的组织与操控、社会读者的文学教育,由此建立一套理性化、机制化的文学秩序,引导或规范不断变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它还借助文学创作的组织与引导、文学批评和文学斗争的评判,实现文学审美、社会道德和政治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文学价值的绝对性和主导地位,反对价值相对论和虚无主义。文学秩序和文学价值既在相互融合中实现互动,也时常因相互不适应而不断做出调整。当然,秩序设计的理性化与文学经验,主流价值的绝对化与多样化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因为文学秩序的理性化显然难以完全涵盖文学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个人感受和体验,文学创作和批评也就时有红杏出墙的冲动和越轨的笔致。文学创作个性与丰富性本来应该成为文学秩序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多样,何须规范?因此,理性化的规定或政策设计,应以作者和读者所能接受和感受到的方式才能获得设计者的预期效果,文学秩序的建立应考虑到如何助力于文学创作实践。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70年风雨,经过了与共和国同命运、共呼吸的发展历程。回首过往,无论是赞叹还是反思,都无需掩藏。作为当代社会实践的中国文学,经过其不断探索和实验已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经验和新传统。中国当代文学不仅是一段新的文学历史的开始,更是一种新的文学秩序的建构,也是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确立。其中,社会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发生与兴起,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大成果。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和中心作用。当然,它也有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由绝对权威的主旋律发展到文学主流及多样化并存。可以说,当代文学是有秩序和规范的文学,拥有强烈的文学使命和鲜明的价值追求。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它拥有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以及思想文化的独特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存,文学制度与文学价值既统一又分殊。正是有形的文学制度支持着无形的文学价值,形成了当代文学主潮,使其成为一种体制化形态,也正因为文学价值与文学制度的分流与冲突,才创造了当代文学的复杂性。

一、引导与促进:当代文学发展的制度力量

不可否认,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文学。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中国文学拥有鲜明的国家性质和政治身份,社会主义文学是其主线。它主要借助文学组织的有效管理,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文学媒介和文学传播的社会化效果,由此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文学制度。洪子诚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我和张均教授也曾在同名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里参与分析和讨论。这种新的文学制度或规范的建立,既包括文学方向的确立、文学创作任务的规定、文学题材等级的划分,也包括作家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家的身份地位的获取,凡与文学有关的事项都曾在一段时间里被纳入组织化,加以管理、监督和评断。为了确保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制度,自有其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文学制度”既牵涉文学创制意图、过程和方式,又涉及文学的功能、效果和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主要表现为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和评价机制,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形象设计、主题升华和形式处理的计划和引导,对报刊、出版等文学生产资料的计划管理,对文学读者的想象性设置,对文学批评的操控,以及文学政策的制定等等。这一切的发生和运行都是中国特定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规约下的产物,同时呈现为文学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文学的意义和形式。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被组织起来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优势力量。中国的文联和作协等文艺团体,表面上是自愿结合的带有民间性的群众组织,相对于国家其他政府中心机构而言,它是边缘化的,但实际上它依然是外围的政治组织。作家协会就是党和政府联系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也肩负繁荣文学事业的重大责任。在其宗旨上,它始终强调围绕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尊重文学创作规律,尊重作家创造性劳动,完善文学生产机制,加强作家队伍培养,探索作家深入生活,表现生活的方式,推动文学精品力作的产生。当代文学组织趋于行政化,也曾在一个时期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纳入了公有化和体制化管理。地方作家协会曾以驻会方式供养了一批专业作家,代表政府给作家发工资以及各种福利待遇,作家们也需要完成作家协会制定或认定的创作计划或任务,定期参加作协组织的思想学习、深入生活或到地方兼任职务等。专业作家既有稿费收入,也享受着工资待遇。“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作家们出差或者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会报销”。在一个以政治为中心或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性与体制化自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文学包括作家也是一种诱惑,甚至会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它对作家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名誉和物资利益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资源稀缺、个人利益缺乏保护的时代,社会组织对个体而言就不失为一种护身符。当代作家曾被划为国家干部,能够分享到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也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推动文学的快速发展。诗人田间就曾在一段时间里出版了不少诗集,1957年有《马头琴歌集》和《芒市见闻》,1959年又有《东风歌》《英雄歌》《1958歌》和《天安门赞歌》等。当然,多部诗集的集中问世并不完全是由于物质因素,但不能忽略其隐含的因由。另外,全国和地方作家协会主办或联系着一大批报刊杂志,定期或不定期主办文学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讲习所、辅导班和研讨会等,开展理论学习、作品座谈、下乡采风等活动,扶植、培养并团结了一大批文学青年。这样,当代作协和文联就成为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和学习的中心”,承担着“组织文艺工作者到人民的实际斗争中去,组织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学习,组织广泛的创作研究和讨论,大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任务。

文学被纳入机构组织,成为文学单位,这与建国初期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全方位的“国有化”有关,它将社会生产与生活资料全部收归国家所有,杜绝民间资产与私人资本,切断国家资源外民间社团、群体、报刊存在的可能。这使文学的社会生产只有依靠财政拨款,文学不仅仅是个人志业或职业,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相关的事业。当然,文学刊物与国家和社会或时代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其运作方式相对说来有多样性,有个人差异。总体上,文学刊物不得不受制于社会环境,但个别刊物也在不断调整和改变思路,时而左躲右闪,虽然最终也仍是难以为继,但不时也有灵光一现景象。文学政策、文学会议、文学批评都是当代文学制度的运行方式。文学政策是社会阶级和政治集团、国家政权或执政党对文学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一个国家和政党意志在文学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属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意在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和引领,自然也就成了对文学最直接而简单的管理方式。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而言,文学政策不仅仅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成为作家思想改造和生活体验的基本遵循。当代文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政治利益和国家权力为中心,逐级统领和掌控,有总的政策、方针和目标,也有配套的文件和措施,层层传递,环环相扣,如同一个金字塔结构。文学政策是规范化的意识形态,是加强文学治理的法制依据,由此也带来或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学运动,对文学创作既有正面的激励和解放,也有负面的规约和限制。文学会议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运动的展开形式。为了传达和贯彻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统一认识和思想,布置新的文学任务,制定未来文学规划,矫正工作失误,举办文学会议就是其重要手段和方式。会议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座谈会,有讨论会;有几年一届的大会,也有不定期的小会。由文学会议确定文艺政策,由会议设定文学目标,颁布文学计划,当然,下一个文学会议也可能修正、调整以前的会议。这样,在一个时期里,当代文艺政策不断宣布、执行,又不断被修改和批判,形成建构与解构的循环关系。文艺批评也体现着文艺政策,当代文学的治理方式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政策指示,更主要的还是依靠文艺批评和文学批判。文艺批评也是“实现文艺工作中党的领导的重要工具。必须进一步提高批评的政治思想内容,并使之与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结合起来”。当代文学批评非常复杂,它不仅仅阐释当代作家作品,为作者与读者架设桥梁,也不仅仅讨论文学创作、文学存在、文学接受等理论问题,更是当代文艺政策的开展方式、当代文学制度的运行机制。当文艺批评演变成为文艺路线斗争,文学批评就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成为了文学中的政治。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被看作是“帮助人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思想上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用了很长时间来建设它们的文艺,它们的意识形态,它们的上层建筑”,从文艺复兴开始,到19世纪才完成。而当代中国则希望能在较短时间里完成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学也就成了其重要力量及方式。

当代文学制度即是当代文学的治理方式,由文学管理与组织体系所构成的当代文学运作体制,也就使当代文学呈现为一种计划性生产。首先是文学活动的计划性,通过政治学习、文学会议、理论引导等形式,实现思想统一和观念净化,形成当代文学主流取向,主导文学创作。其次是文学创作的计划性,以创作规划、刊物编辑、文学批评与文学批判的规范和引导,推动文学创作构思、题材和形式相对集中和趋同化。再次是文学功能的认知性和意志化,强调文学对社会的教育作用和改造功能,文学不仅反映社会现实,也试图想创造另一种现实,成为现实的理想版本,达到改造现实的目的。

二、整合与统摄:当代文学制度的规约作用

朱自清曾经说过:“现代的英雄是制度而不是人”。现代制度的作用大于个人,虽然制度也是由人来设定并运作的。当代文学制度亦可作如是观。自然,我们不能忽略制度中“人”的存在及意义,人的存在是制度设置的前提,制度是由人设定、服务于人并限定人的。这里的“人”是主体,也是客体,还是工具。当代文学制度运作最为活跃和持续的应是文学批评和文学斗争。周扬曾经说过,“文学艺术从来是思想斗争的重要部门”。当代文学与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文学批评曾被作为文学斗争形式,甚至是思想斗争的手段,不同文学思想成为不同阶级思想、不同社会思想,忽略了文学思想的感受性和偶然性。文学被看作“思想战线上的前哨”,文学的思想斗争,自然就成为“反映着新的生产关系同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每逢生产关系有了新的变革的时候,这种斗争就会在文学领域内呈现出来”。当代文学曾以文学批评实现文学斗争,连绵不断而又热闹非凡,有其必然性,也有理想化和英雄气。文学批评和文学斗争被作为文学发展动力,用来清除文学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这会让作家无所适从,甚至感到无论写什么都会被批判。

全国和地方作协以及其他文学主管部门“急迫地需要创作,希望各位‘母鸡’生蛋”,但作家却有苦衷,老作家感到“批评太凶,空气太严厉,怕”;新作家又感到“批评过左,怕”。大家在一起骂“批评家”,但又找不出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来,全是冒牌的。说这话的是路翎,1950年代的他几乎成了受批判专业户。1950年的《朱桂花的故事》和《女工赵梅英》被批评。1951年的剧本《人民万岁》《祖国在前进》继续被批评。1953年奔赴朝鲜,归国后写作《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并发表于权威刊物《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文艺报》还发表了肯定性的评论,谁知1954年8月《新华月报》又刊登了侯金镜的批评,说他的小说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做了歪曲的描写”1964年,侯金镜为自己编选评论集时没有收入此文,也许是事后他自己也意识某些问题。1954年6月7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主要议题还是批评路翎。因与胡风有关,对其批判更有因由了。历史的乖张也在这里,在批评胡风和丁陈集团活动中一直非常积极的郭小川后来也遭受批判,批评《一个和八个》存在右倾主义倾向,《望星空》贬低了社会现实,他在作协会上也不得不承受《一个和八个》是毒草,“充满了‘人性论’的反动观点”,《望星空》“根本上还是个人主义问题”,因为“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总是会感到空虚的”。一批老作家或受历史拖累,或转变不及,易受批评,即使顺风顺水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如来自解放区的赵树理,无论是血缘还是资历都堪称正统,1959年他也因对“大跃进”的态度问题,而成为作协的斗争对象之一,后来又因“中间人物论”受批判。就是1956年前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者,如刘宾雁、王蒙、从维煕、邓友梅、流沙河、陆文夫、高晓声等在一片掌声后也很快被批判,初入文坛就让他们有晕眩之感。持续不断的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对作家创作的思想观念和艺术选择都会起到一定的规范和控制作用,尽管在运动的间隙,也会对文学政策、文学观念作出调整,会容许一些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的生长,留给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但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短暂、有限而有偶然性。

对作家、作品展开批判和斗争,也是思想改造、统一思想,规范文学的文学制度。连深受文学批评之苦的丁玲也曾十分欣赏批评,很喜欢日丹诺夫引用的斯大林一段话:“没有批评,任何的组织,连文学组织在内,是会腐朽的,没有批评,任何的病是会深入膏肓和难于医治的”,相信“那里没有批评,那里腐臭和停滞就会生根,那里就没有前进的余地”。只是说这话的丁玲,正处于《文艺报》批评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还没确切地料到自己也将成批判对象,所以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当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批判中也不免会有个人成见、私人恩怨,乃至意气相争,但总体上,一段时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斗争并不是感情或情绪问题,也不完全是文学欣赏或审美问题,而是文学思想、文学信念、文学权益之争,并且,它相信只有文学斗争才能推动文学发展。

当代文学曾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总不让人放心,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被当作“新生事物”,想在披荆斩棘中成长起来,既想切断与旧思想、旧观念的联系,又想在继承中发展;既想隔离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的交流,但又无法否定晚清以来的新文学恰恰是当代文学之父;既担心“新生事物”被传染,但又无法洁净自身。所以,它一方面既想规范约束文学,不断开展文学批评和文学斗争,一方面又不忘繁荣文学目标,还将文学批评、文学斗争看作实现文学繁荣的重要手段。以不十分恰当的比喻来说,如同用严苛方式教育孩子,愿望与手段有错位,希望常是落空的。

三、制度内外:文学缝隙与边缘生长

“在制度里存在”,“向价值而生长”成为当代文学生态及特点的概括。文学秩序与文学价值的互动与融合,乃至冲突和矛盾,生成当代文学一段时间里的波涛汹涌与风平浪静。当代文学曾经拥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也有自己的经验和贡献。它至少贡献了文学形态与社会存在的高度统一,社会制度深度参与文学生产的体制和机制,文学成为社会表征和思想容器。显然,文学制度的理性化与文学经验存在矛盾和冲突。文学制度和文学意义既有融合与互动,也有诸多的不适应。在理论上,文学制度有理性化的限度,它的理性设计和刚性约束与复杂多变的文学现实自然会有冲突和矛盾,也自然会留下文学生长的缝隙与边缘空间。实际上,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的合法性,其理性化设计不可能是凭空而起,也不完全是一厢情愿,但也有其历史性限度,包括理性的有限性,实际情境与目标意图的错离。文学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如花,而更有相对性和暂时性,因为它所面对的是文学经验、文学感受和文学现实。

洪子诚先生曾对文学制度表达过困惑,即如何处理“制度与思想、精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某一时空的文学制度的展现与对作家等心理状况的细察之间,如何取得在研究方法上的有效关联”。现代社会的管治日趋完善和具体,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也难逃其制。作为精神和思想的文学,却以自由与个性为标识,拥有非体制、反体制或者说在体制之外的特点。文学自由与文学体制本身就有矛盾。特定的文学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文学主体的自由思想、精神和感受,能够展现多少真实性,这都是创作主体与文学制度之间存在的难题。实际上,这也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理性化的制度运行可能出现非理性化的困局,文学的自由和个性追求却承受非个人化的结果。正如现代社会拥有日趋一致与开放表征,其内心却日趋分裂与封闭,开放性的外在空间却隐藏着一个又一个封闭的内心世界。文学制度与文学作家和文学创作也并非是直接的面对面,可能还有一些非常微妙的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体制权利与作家个性,语言形式与外在规范,文学世界与外部社会的融合互动等等。人们对外在的制度形态的描述相对较为容易,如对社团活动、文学论争、文学刊物,文学编辑的讨论,但是,一旦要评估这些制度力量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作家的塑造、作品的生产就显得非常微妙而且面临巨大的挑战了。换句话说,理解一个时代背景对文学的影响可以从环境、时代、政治、经济等层面考察,如果讨论这些社会因素如何内化为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就是难以捕捉的了,如何勾勒其层次和空间也变得十分暧昧了。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已整体性地嵌入现代社会变革和现代思想重建,并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发生文学制度、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的变化。它已不可能像古代文学那样囿于作家个人的情感世界,停在语言文体形式的折腾上面,而是积极超越作家个人的世界,超越纯粹的文体形式和语言视阈,开拓社会公共空间,承担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古代文学的历史变迁自然而然,即使换了朝代一种文体依然还会继续流传。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实现了意义和形式的双重变革,它不断追寻社会化和现代化脚步,与民族困境的解除、现代国家的建立、个人观念的播散以及阶级意识的塑造都建立了复杂的制度和意义关联,深度地介入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满足于社会的各种期待,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借助文学制度这一“中介”力量而在文学里留下印记。现代社会变革的力量非常薄弱,换句话说,它可以征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甚至到了有些山穷水尽的地步,政治利益分散,经济资源不足,文化价值瓦解,语言方式和文学手段却被赋予时代重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以外,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像现代中国这样需要借助语言变革挑大梁,依靠文学形式来推动参与,这也使文学有如小牛拉大车,难以承受社会历史之重,乃至步履艰难。建立有效而合理的文学制度,也意味着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同时追求语言形式、思想观念和文学体制的现代化目标。现代文学制度既可视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标志,也可看作文学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平台和桥梁。在1949年至1976年间,文学制度的运作更趋严密,也更有权威性,它通过文学批评、文学批判与政策规范等意识形态传唤手段,将文学转变为社会政治对象,文学作家和批评家也逐渐将外在力量内化为行为规范和思想依据。文学制度一定是对文学有规约性的,现代与当代文学制度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于选择余地、选择空间问题,在于选择的个人性和规约性问题。相对多元、开放的文学制度,当代文学则呈现出某种单一性,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么样,似乎都有一定的规定性。文学的价值,作家的身份,批评的倾向,读者的阅读都在一定程度上设有导向和规定,当然,当代文学制度也是历史性的存在。对它的研究并不需要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理解特定时期的文学切口,发现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的多面性,在阐释文学制度如何形塑当代文学的同时,也能发现那些在文学制度背后所隐藏的文学力量、散发的文学光芒,认识到在制度化过程中依旧存在文学活力的可能性。比如说柳青,比如孙犁,很难说他们是脱离了文学体制的作家,他们主编刊物,下乡体验生活,参加作协活动,他们的文学活动也被编织进了文学制度之中。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文学制度里也坚守了自身的独立和个性,散发出个人化和审美化的文学力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长篇小说成为了优势文体,尽管在其背后也正发生频繁的文学斗争,文学批评和斗争是否影响或妨害了当时长篇小说的繁荣呢?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虽不能说它“受益于文坛所不断开展的斗争”,但这些长篇小说却是社会主义文学规范的产物,而规范正是由文学斗争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样,“用斗争来推动创作繁荣,特别是取得自己想要的创作繁荣,这倒是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独到之处”。由此还可概括为“以斗争求繁荣”的运作方式。其实,斗争是否能带来繁荣是一个问题,即使繁荣也是相对的。真正的当代文学繁荣还是在1980年代以后,文学制度进入到一个新的运作状态和展开方式,它积极参与文学生产,又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使当代文学制度运作既相对丰富多样又充满博弈张力。总体上看,当代文学制度有别于现代时期,既有异样也不无趣味。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5页。

②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张均同名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③张僖:《筹建中国作家协会》,载《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④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载《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⑤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在中央为学研究所的讲演》,载《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⑥林默涵:《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载《林默涵文论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⑦朱自清:《诗语建国》,载《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⑧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⑨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载《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邵荃麟:《在战斗中跃进》,载《邵荃麟全集》第2卷,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335页。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你的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新华月报》1954年8月。

郭小川:《我的思想检查——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载《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载《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洪子诚:《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

李洁非:《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作者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19ZDA27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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