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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研究的可能指向 姜文振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admin 时间:2021-2-2 11:30:00 阅读:417次 【字体:

“人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研究的可能指向

姜文振

摘 要:随着数字通讯技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和人工(超)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影响日趋深入,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处身于后人类时代/AI 时代的境遇之中,自古以来以人为主体与主题的文学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人的文学被机器人文学全面取代的“人的文学的终结”还远未到来,但潜在的文学终结的趋势在吁请着我们对于人的文学的坚守。虽然在后人类时代/AI 时代,人文主义将不可逆转地走向后人文主义,但后人文主义既不是反人文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的终结,它标示的是“人”的观念的重要转变,是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定位和人类文化秩序的新的建构。在这样的新的“后学”语境中,文学研究仍将以开放、包容的理论姿态去观照与人的存在相关的文学艺术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后人类时代 AI 时代 文学终结 文学研究 人文主义

2017 年5 月,“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由机器人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引起了很大轰动。在以往的《1984》《华氏451》等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机器艺术创作想象在今天变成了现实。这是文学发展的新契机,还是文学消亡的征兆?如今,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处身于后人类时代/AI 时代的境遇之中,数字通讯技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和人工(超)智能等新兴科技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古以来以人为主体与主题的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有人认为,“人的文学”将在后人类时代/AI 时代走向终结。

关于“文学终结”“文学之死”的判断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头就说到:“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1]与此直接相关的即是希利斯·米勒在许多场合反复表述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基本判断。这一说法在彼时的中国文论界引起许多学者的忧虑甚至恐慌,一些学者对米勒的论断无条件认同,更多的学者则尝试从多个方面反驳米勒的这个论断,力图说明文学和文学研究在今天仍有其巨大存在价值。希利斯·米勒的所谓“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确是建立在“文学终结”论的基础上,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指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 世纪末、18 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2]可见,米勒承接德里达的《明信片》中的有关表述所说的“文学”是有特定指向的,因而他所说的“文学研究”也是意有所指的。他认为,“印刷时代使现代的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殖民主义、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精神分析、情书,以及从笛卡儿、洛克、休谟一直到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哲学成为可能”[3]179,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跨国公司的增加体现出“国家政权衰落的特征”、“边界的日益消失”和“新的交流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方面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3]175。所有这些变化,都导致文学与文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的内部引起了变革”,新的文学写作、存在方式和新的论文文本构成方式,“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的文学作品对学者和批评家的存在方式”;“文学研究一向主要是按照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来组织的”,现在“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对外在批评的回摆”,“对文学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而“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4]正是在上述理论前设的基础上,米勒认为:“一是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是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是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5]

很显然,当我们理解希利斯·米勒的上述论述时,应当看到,这些观点的现实立足点,是全球化以及电子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诸多现实变化,特别是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美国所发生的文学、文化形态的现实变化。有学者认为:“米勒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观点,在历史上与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相通,在现实中则与美国当今社会文学界的处境、与技术理性的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落和解构主义的危机有关。”[6]信息时代出现的“世界图象”,对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它并未导致文学时代的终结,“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图象’的制作和发展,并未也不可能取代语言艺术的发展,它将使文学的女神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更自由地飞翔在艺术的天空,呼唤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为之创造,再创造”[6]。人们强调,对于“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论断需要有一种更具历史性的分析眼光,需要把米勒构造的文本放到它的语境中去理解。显然,世纪之交关于“文学终结”的思考,深刻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在理论研究领域的渗透、都市消费文化的崛起、文学艺术生存方式的新变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给中国的文学/文论研究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它引导人们在变化了的文化/文学现实面前不断探索和调整自己的理论研究思路与方法,既给文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也使许多从事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学者们由于担心话语权可能丧失而急于跟进各种理论新潮。

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文学终结”的问题以“人的文学的终结”的表达方式再次呈现出来时,其观点之基础与前提都已发展重要转折。希利斯·米勒所关注的主要还是“电信时代”因传媒的变化和影响而导致的传统文学的书写、传播、阅读、接受方式的深刻变化和新的艺术形态、审美文化形态的不断创生对传统文学形态的冲击,而后人类时代/AI 时代的文学所面临的问题是釜底抽薪式的,其根本症结在于人的主体地位在新科技形态(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赛博格、NBIC 汇聚技术等)崛起之时似乎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而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手段的“机器人文学”生成之可能也使得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写作面临着未来更为复杂的变数和状况。

在传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意义上的主体“自我”是其主导性因素。从启蒙思想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洛克将人的心灵视为一块“白板”并以连续的“意识”来强调自我主体和概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超人”、胡塞尔的现象学自我,到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居”,等等,全盛时期文学就是在这样肯定主体、承认主体、赞美主体、高扬主体的气氛中得到促进和发展的,此时的文学创作都依赖于人的自我观念,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技巧等呈现出了鲜明的主体性。

与西方文学主体性状况可以形成对照的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文学/文论界的主体性思潮。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文学/文论重新将人的问题作为关注的重心,过去设置的人性、人道主义理论禁区被打破了,在“救救被‘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的呼声中,开始了对于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文论的全面反思,人作为生活中的复杂生活状态与情感逐渐恢复为文学与文论批评的重要主题。在理论领域,对于人的主体地位、尊严和价值的重新定位与弘扬,促成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广泛论争。“文学主体性”理论把一切文学问题都归结到人的问题上来,构筑了一个以人为思维研究中心的文学研究系统,强调确认人作为创作和接受主体的应有地位,力图使文艺从现实的各种束缚中超越出来,真正摆脱政治的附属身份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文学主体性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新时期文化思想领域对主体性的热切呼唤,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新时期精神空间下,营造了一个文学主体性带有乌托邦特质的审美王国。

20 世纪90 年代后,“主体性”热潮逐渐消退,文学的轰动效应日渐消失,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我国文学的生态也呈现出如希利斯·米勒所宣称的那种“文学之死”的迹象。随着福柯“作者是什么”的追问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的断言日渐为人们所理解接受,以及AI时代的到来和后人类、后人文主义的观念影响日趋深入,人的界定变得逐渐模糊,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匿名的、流动的、无身份的、无先验主体的存在。后人文主义消解了以人为主体和万物中心的大写的、历史的神话,人在后人类的语境中日渐呈现为无先验主体的、分散的、异质的、散乱的、非中心的、充满偶然性的非自然存在的实质。传统的文学作者所拥有的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主体地位崩塌了,文学中的“自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难以为继。

米勒在论及美国人的生存状态时曾说:“多数美国公民的情感和思想越来越受到电视、电影、因特网、计算机游戏等较新媒体形式的控制,而不受高雅或通俗图书所左右……在新媒体取代文学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目前正处于混乱之中。”[7]虽然新的媒介形式使文学创作、传播、阅读更具有时效性,但在各种花样翻新的新兴技术的冲击下,所谓真正具有审美性的文学已经不再是塑造我们生活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它被仅限于即时享乐、即时丢弃的各种浅阅读、娱乐八卦、休闲网游所代替。

对于上述时代变化,人们的理解和判断评价并不统一。很多人认为,尽管当今社会中科学技术与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但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均衡和不协调,因而那种以当下欲望满足和享乐为主导的文化消费实际上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随着科技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全球流动的日趋便利,人们可以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去追求精神的享受,但是这种精神追求往往会演变成为纯粹的享乐主义和欲望的满足,这种“审美文化”所依赖的只是符号化的象征资本,它使得所谓“诗和远方”常常异化为以“金钱和欲望”为基底的符号幻象。尽管很多人在新时代新兴领域可以大有作为,但人的主要精神追求似乎已不再是传统人文主义倡导的自由、博爱或对彼岸世界的憧憬与向往,而是由物质、技术、信息、网络、汇集而成的当下即时享乐。

毋庸置疑,在今天这样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后人类时代/AI 时代,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身份”问题:文学还能像以前那样是一种相对比较纯粹的精英读本吗?生命3.0 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还能如同过去“文学的时代”吗?文学还可以继续坚守其传统中已形成的语言、形式、结构、内容、风格等方面的特质吗?——文学的“身份”在后人类时代当如何界定?随着科学技术和新媒体的逐渐发展及其对于人的身体和生活日趋深入的介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显现出其突出的后天人为的建构性,其特征变得多重而复杂,其身份也不再是一种单一而确定的状态,其疆界在不断扩展,其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和开放。

1999 年,凯萨琳·海尔斯撰写的《后人类时代:虚拟身体的多重想象和建构》“探讨机器/人类界面、主观性、仿生控制三波发展期等议题,提供数位时代对人、机器与环境之间关系之省思”[8],对于工业4.0 年代的人工智能、人工生命、认知科学、海量信息及万物互联等领域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而言,都表现出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阐释的有效性。海尔斯的研究实际上延续了自19世纪以来人们关于文学与科学关系的理论探讨,而在20 世纪末西方学者提出的“新人文主义”中,就已经强调将科学的新知识如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混沌理论等纳入文化的范畴之中。也就是说,科学自身的不断进展,在推动着我们的文化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革。

当时,凯萨琳·海尔斯在《后人类时代:虚拟身体的多重想象和重构》书名中使用了过去式became 来表示“我们已经成为后人类”。如今,以“赛博格”为标志的后人类已经成为现实。赛博格(cyborg)是结合了生物有机体和自动控制机器或人工智能及混合了有机体与机器的生物。在赛博格的生成中,各种最新的科学技术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被综合运用于人的身高、体能、智力、样貌等各方面的“增强”,例如通过整容手术和生物技术以及器官移植可以增强人的身体,创造出美丽的外表;利用基因技术增强人抵抗疾病和精神压力的能力;使用技术手段(“智能药物”、智能芯片植入等)来提高人的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判断力等等。在后人类时代,通过整容、整形、器官移植、基因编辑、遗传工程和服用药物等手段,人们可以创造出许多不同于人类自然形态的变形人、人造人等,也可以对自然界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造,例如对于动物的改造和塑形。作为一种文学形象,赛博格在20 世纪60 年代就已经在西方科幻小说中出现(如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更形成了以《神经漫游者》[9]为标志和引领的“赛博朋克”科幻创作热潮。

科学文化学家唐娜·哈拉维明确指出:“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中的人物。”[10]314 在她看来,“到20 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种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怪物凯米拉(chimera),都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的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将我们的政治赋予我们”[10]316。因此,“赛博格”作为机器与人的生物体相结合的产物,其目的与倾向是对人类现存状态的增强和超越。种种改变人的传统存在方式与状态的技术之运用,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审慎地对于科技进步展开多层面的反思,尤其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当科技手段真正用于改变人的既有自然状态时,它将带来哪些我们不愿看到的社会问题与伦理问题?在这样的后人类时代/AI 时代,文学与机器的关系将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些新问题之出现,对于文学与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有学者认为,在今天这样的后人类时代/AI 时代,人们对于文学永恒价值的持守,对人类社会病态、颓废的拯救,以及对艺术作品“灵韵”的重拾,都有了更为多元的选择可能性,器物—技术—人工智能的辅助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们基于目前人工智能与“人机合体”的技术水平和发展状况尚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尽管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可以代替人类发挥作用,但是在更为复杂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机器尚且无法全然取代人的位置。例如,解释复杂的生活现象、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翻译具有高度文学性的作品或诗集,都远非机器或人工智能的运作所可完成。高技术的设备及软件都无非来自程序的设定和安排,它无法做到对于文学作品丰富的思想情感蕴含和人特有的灵魂与性情的深刻解读与阐释。正如有学者所说:“‘后人类’的审美实践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当下文学场域中的‘后人类’迹象多为特例,对人工智能在未来文学场域中的地位作出准确判断不太现实,因而给出一个终极性的回答自然也不合常理。但究其当下人工智能参与文学生产的现状而言,其跨越人类肉身而真正占据文学生产的主导权尚需突破文学特有的本质壁垒,正是文学自在的审美内涵直接制约着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完全替代,使其完全意义上对文学生产的主导在当下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难以实现。”[11]

但是,某种潜在的趋势仍是强劲的: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工(超)智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独有的优势和难以测度的潜力,运用人工智能下棋、打牌、绘图、作画、撰文、赋诗至少已经在形式层面变成了现实,如人工智能体“小冰”创作的那种机器人文学已经开始“抢占”过去只属于人类的文学市场。有学者认为,尽管“机器人写诗是以逻辑的观念意象替代诗歌的隐喻意象,写小说则匮乏细节的刻画与修辞,机器人文学因此在完美的技术上置换文学的深度语言成为平面化的语言”,但“机器人文学同时伴随图像、媒介、新闻、数字的非语言的蔓延之势,再度加剧文学的语言危机,严肃文学的全盛时代似乎正在宣告终结”[12],据此可以断定:“机器人文学已然成为后人文主义的一种表象,人类全盘否定机器人文学并非明智之举”[12]

然而,人的文学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灵感与共鸣,并不是数理逻辑与算法基础上的数据叠加,只有在人的文学创作中,真、善、美、爱、人性、超越等传统的属人的价值观念方可世代延续。也正是通过人的文学,人类文明之光可以穿彻社会现实的红尘扰攘、嘈杂混乱乃至暴戾黑暗,照亮人的心灵,为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救赎的希望。人的文学被机器人文学所全面取代的状况,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全然成为现实——也许这种状况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或者,当它成为现实时,人类的文明已经消亡,人类将不复存在。如果根据当下的科技进展状况进行判断,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种机器人文学全然取代人的文学的不可能性[17]

首先,运用人工智能的数据手段也许可以形成繁复的句式表达,但它无法生成人类语言艺术所蕴含的丰富细腻的“言”—“意”关系,即使在《阳光失了玻璃窗》中,有“在沙滩上/青苗虽仍充溢娇艳的人影/上帝/牡牛叫着粗暴的声音/在沙滩上/我又问一枝枫叶梦/徒苦了我的幻想/我的诗人及伤心的飞鸟”(《我的诗人及伤心的飞鸟》)这样看起来很像“现代探索诗”的诗句,但这些诗句都带有极强的模仿痕迹而不具备清晰的情感与思维逻辑(假如有的话),更无法形成完整的诗歌意象,可以说,人工智能远未具备人类特有的审美意象的创造能力。

其次,人工智能“文学写作”中的“语言表达”通过数据分析模拟重组而成,几乎无法形成那种与文学意象同步生成的多样态的文学风格,既不可能形成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更难以形成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直接关联的“个人风格”,只是一种均质化的语言表达模式,而这种模式又只能来自人工智能的制造者的程序设定——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在更久远的未来,人工智能或许可以达至对于人的全方位的复制式模仿与自我生成创造,但即便如此,它也仍然只是人工智能而无法实现对于人的存在的全然取代,至多可能成为与“人的文学”并列的“另类文学”。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数据记忆与计算、分析层面上有着远超人类的巨大优势,但那种极具个体性、情境性与体验性的人类情感却远非通过智能手段可以达至的,这恰如理智与情感的分野与差异,人工智能可以“理智”的方式模拟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却终究难以形成心灵体验的深度、灵魂体悟的高度,更无从形成生命的温度。当然,在更远的未来,也许这些“问题”都可能解决,人工智能“可以拥有”与人同样复杂、细腻、个性化的思维能力与情感能力。但当这种状况果真变成现实之时,相关理论批评的探索也许已经有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现实”的新的理论状态。

当然,随着传统文学形式逐渐被新的传播媒介和话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告、智能手机等代替,新的文学形式不断出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虽然不能抵制新的传播技术的兴盛,但可以努力做到的是实时地掌握新的科学技术为人类自身服务,这也就要求理论的范式、知识的生成须紧密关注跟进文学的现实变化而进行理论研究路径与知识话语表达的转换与更新。无论如何,基于现代科技的强势支撑,技术媒介在文学活动中逾越人类主导文学生产日益成为可能,由技术媒介替代人类进行文学生产所形构的后人类景观挑战着文学作为“人学”的审美基调。因此,受众的审美情感和理性反思在不同的时间流动中发生改变,人类的感知方式和生存状态也都面临变革。后人类的审美体验影响人们对不同媒介形态的文学文本的评判,技术的触角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形塑着人类的思维、交往、生活和审美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和世界。

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虽然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关于后人类的描述和人的变体的声音所刺激,但是无论如何,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文化性的、历史性的存在是不可能轻易被替代或灭绝的。作为人的精神活动产品的文学所承载的是回忆、现实以及梦幻互相交织的世界。无论人生存状况发生何种改变,文学都将作为一种特别的、心灵的、具有个人化的文化载体而一直存在,为人类的灵魂、精神、梦想服务。科学技术固然对人的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总有一些感性的、诉诸情感与心灵的东西在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从技术与物质的罗网中获得暂时超脱。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言:“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1]在未来的时代,作为生物性存在的人终究还是需要有感情的寄托和灵魂的滋养,而其主要泉源仍将是陪伴人类生成与发展的文学、艺术和审美文化实践。虽然后人类时代/AI 时代的“人的文学”正逐渐被技术所改写,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义生产和文化生产,乃是源自人自身的生命存在之必需。守护人类的存在,其核心即在于守护人类的文学艺术与审美文化的精神空间。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可能实现人机合一的未来时代,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人文学科大概是人类最需要坚守的文化阵地。

在现代科技进展与交往方式的变革如“信息”“新媒介”“网络技术”等条件下,我们不得不面对文学已经日渐处于边缘化的现实。在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反思的理论视域中,愉悦、文学、艺术、审美、语言、躯体、性别、族群等文化性的领域不同程度地与各层面的社会政治、族裔政治、性别政治、身份政治相纠缠。在后人类时代/AI 时代,这种纠缠性是更具现实意义的。我们不难看到,在当代科技发展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促动之下,与当代社会生活相关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似乎汇成了一个色彩斑驳的巨型文本。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自我扩张的边界漫漶的文本世界。消除差异、崇尚异质、价值多元是这一文本所遵循的基本伦理。在这样的基本伦理的视野内,随着差异的消失,世界似乎将重回万物生成之初的那种混沌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几乎无所不包的“理论”研究将以更为开放、包容的方式存在下去。如前所述,文学的生态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文学的疆界也不断扩展甚至趋于消失,“人的文学”在人工智能的强势入侵之下显现出其“终结”之势。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将不得不因“文学现象”的变化而发生文论知识型的转换和文论范式转移,传统的相对固定甚至封闭僵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跨学科、跨文化的新的文论范式之产生成为一种必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似乎并不会随着“理论”热的退场在所谓的“理论之后”趋于消失,在当今的后人类时代/AI 时代,或许它将成为一种理论常态。

但无论如何,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在寻求其独立性的保持和延续。从根本上说,即从人的存在之必需的精神需要层面来说,在这个机器主导、信息技术发达、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文学仍然有其难以替代的文明作用与精神价值——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仍有太多的不可知的事物和领域需要运用虚构去进行填补,需要运用语言艺术手段生成内蕴深厚的文学意象,以满足人们对于真、善、美和精神超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后人类时代/AI 时代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文学生态,以更具实践感和理性深度的理论探究为其做出更为深刻的解读与阐释,于是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移乃至知识型的转换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域观之,文学理论研究并非只是随着文学的变化而变化,它更多地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文学艺术,在具体问题的展开中它总是不得不转向社会文化各领域更为广阔的问题域。在后现代—后理论—后人类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文学研究早已无法固守现代性的文学研究的固有领地,跨学科的研究已经使得“理论”无所不为、无所不及,于是众多的“小”理论在理论、后理论、后人类的语境下综合生成为一种新的“大”的理论,这种“大”理论不再是那种本质主义的传统理论,而是其触角延伸至各个领域、每个学科、各种文化现象的“普遍理论”。那种瞩目于文学创作、文学实践、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文学欣赏等各种“文学现实”的传统理论话题也因此将消散于“大”而化之的各种理论研究之中。

正所谓福祸相依。所谓“人的文学”的“终结”,所谓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正意味着在高度发展的科技(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神经科学等)的广泛冲击下,在后人类的主体性变迁的状况之下,在人文主义向后人文主义生成转换的过程之中,文学的创作、欣赏、生存方式所呈现的诸多根本性变化,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多元探索,不同学科领域的对话交融,中外文学、文论、文化的广泛交往对话,后人类、后人文为我们提供的新的观照人的存在与人与自然及世界的关系的价值尺度与伦理思考,都成为文学研究及文化研究的理论拓展与深化的新的契机。

如果我们回望历史,则可看到,在百余年来中国文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历程之中,我们已经历了多个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时代性变迁,在这些变迁中,有几个时代完全可以称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学往往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标志,例如初步形成文学、文论启蒙现代性的五四时代;文学、文论成为社会政治变动晴雨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方法论变革中走向文学自身、走向文学的内部研究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些时代人们并不怀疑他们是在进行文学自身的研究:在五四时代,文学的自身现身于启蒙的时代潮流中;在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政治属性、阶级属性成为文学的根本属性;在八十年代,文学的自身收缩于文本,但这种收缩又显现着思想解放的成果。

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那种“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的“时代”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论史上实际并不曾真正形成。文学、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离开现实世界,它就什么也不是。正是在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联系之中,才确证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身”的价值。在“未来已来”、后人类时代/AI 时代不断逼近——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它已经成为现实——的新的转型时代,文学理论研究新的路径与可能指向或许正在形成并终将浮出水面。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后人类时代/AI 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无法准确预测后人类时代中文学与文化将会变化为何种状态。可以确定的是,后人类时代/AI 时代是由科技主导的时代,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肉身存在也许只是漫长进化史中的一个阶段。而且,人类的进化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依然会以我们无法控制、无法预言的形式发生改变。我们不能单纯地将后人类的出现看作是人类末日到来的宣言,应该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去迎接和看待未来的后人类。

从当下的理论探索状况来看,人们对于后人类时代/AI 时代的描述基本仍然较多地停留于极浅表的层面上,仍然是我们基于科技发展的趋向所做出的想象和预测,如生活的轻松自如,寿命的无限延长,人体器官的随意变换,基因的人工选择,机器人写诗、绘画、写小说等。这些想象和预测虽然已经部分地成为事实,但这些事实仍属于个别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事件,它们尚远未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存在,诸多想象和预测距离“普遍”“现实化”还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转换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则可理解,后人类时代/AI 时代的到来不失为我们积极建构新的文学理想、进行新的理论知识生产的一种新的契机。

斯特尔认为:“社会的再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的再生产,对于人来说,它始终是文化的再生产,也就是知识的再生产。”[14]后人类/AI 时代的多向度的科技进步推动着社会再生产各个层面的变革,也推动着当代知识结构与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在后人类/AI 时代,“人造智能体”“人机合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激发了人们对于“人”“生命”“本质”的本体性思考和危机意识。随着传统人文主义的主体被消解,那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被解构了,传统人文主义的原初的统一性、完满性、普遍性等也被“后人类主义”拆解和打破。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创造普遍的、总体化的理论终究是一个无法达至的终极目标,因为它可能永远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无视或忽略,其中就包括“非人”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后人文主义既不是反人文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的终结。它所标示的只是一种“人”的观念重要转变,它使人从一种先在的、超验的、元话语叙事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与“非人”元素,如动物、生态、自然、地理或世界上的其他存在形态进行互动交流并共同进入人的思想与知识的视野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人文主义是后人类时代人文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和话语表达,是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定位和人类文化秩序的新的建构。

伊格尔顿曾经对于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行为失范、价值信仰缺失进行了激烈的指责,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15]17,它使得当今社会变得厚颜无耻、分崩离析,“非规范已成了规范。今天,能适应一切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崭露头角的女明星、报纸编辑、股票经纪人和公司经理们。现在的规范就是钱,不过因为钱绝对没有自己的原则和身份,它也就根本不是哪一种规范。它水性杨花,谁出高价就跟谁走。钱能适应最古怪或最极端的局势,就像女王一样,对任何事物都没有自己的观点”[15]17-18。“理论之后”的新的“后学”时代则意味着“一个新的吉凶未卜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开启”[15]9。在AI 科技、后人类、后人文渐成主导的新“后学”时代,伊格尔顿所描述和批判的社会文化状况并未呈现出任何改善的迹象。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持守一种对于人的理想和信念显得尤为重要和宝贵。

就此而言,当我们面对日渐逼近或已经到来的后人类时代/AI 时代时,我们不难判断:尽管后人文主义不再像人文主义那样专注于对人的尊严、人的至高无上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强调,这也并不意味着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就此失去理论效力应该寿终正寝了。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界限模糊、价值多元的时代,在新的科技手段不断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与价值状态之时,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对于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中趋于茫然无措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对人文主义的坚守,恰可为这个日渐淡漠、疏远、分离的世界带来宝贵的温度和爱意。

参看文献:

[1]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2]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J].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2001(1).

[3]米勒.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M]//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7(4).

[5]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J].文学评论,2001(3).

[6]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J].文学评论,2002(1).

[7]王晓群.理论的帝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5-56.

[8]海尔斯.后人类时代:虚拟身体的多重想象和建构,“译者导论”[M].赖淑芳,李伟柏,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9.

[9]吉布森.神经漫游者[M].Devono,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10]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16.

[11]张伟.技术媒介与当代文学生产的“后人类”向度[J].南京社会科学,2018(9).

[12]谢雪梅.文学的新危机——机器人文学的挑战与后人类时代文学新纪元[J].学术论坛,2018(2).

[13]张伟.技术媒介与当代文学生产的“后人类”向度[J].南京社会科学,2018(9).

[14]斯特尔.知识社会[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3.

[15]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欣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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