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有关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既有原始资料的累积，也有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学科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关系更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l、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

　　在国外的文献中，主要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学校长影响力的研究、大学校长的类型变迁的研究、大学校长职责权限的研究等方面。国外也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做专门的个案研究，其中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对复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和李登辉展开的深入研究，深刻剖析他们的办学理念对复旦大学发展的影响，特别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复旦大学对西方大学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为本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示范。

　　在国内的文献中，对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来自于张楚廷、睦依凡、胡国铭以及黄俊杰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大学校长在治校中的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大学校长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机制。国内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的文献较多，如智效民的《八位大学校长》、程斯辉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以及著名校长传记等一系列著作，既有对史实的梳理，也有专门的理论研究，集中展现了半个多世纪里，近代大学校长们为中国大学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还有作者从教育史学的角度发表论文，选取校长的某一特质来论述对大学发展影响，从而丰富了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关系的研究。

　　2、本土化与大学本土化

　　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对本土化的理解却是建立在对全球化的反思之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理论开始解构现代性的合理性，对全球化的发展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美国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哲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N.)提醒人们: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陷阱”和“政治陷阱”。德国的马丁(Gabh，R.)和舒曼 (Hamburg，R.)则进一步将“全球化陷阱”描述为“经济陷阱”、“政治陷阱”和“文化陷阱”，人们在期待全球化奇迹的同时必须谨慎提防的。’这些理论观点从全球化的视角展示本土化发展的必要性，同时也催生第三世界本土化理论的发端，其中主要包括:(1)印度的发展理论;(2)伊斯兰世界的发展理论;(3)非洲的发展理论;(4)拉丁美洲的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提醒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地对待非西方地区和它们独特的制度了，需要在它们自身的历史延续和传统中，而不是按照有偏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去认识它们了。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西方社会科学中所有的发展理论。学者们不应该继续认为第三世界本土的制度都是失调的和注定要灭亡的，而应该认识到它们是可行的和有效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过滤器，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过渡因素，是把全球化和本土化，把民族化和国际化相协调的必要手段。

　　在教育领域，比较高等教育家阿特巴赫利用依附理论来研究第三世界大学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有着共同的源泉—中世纪的大学。在此基础上，他借用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方法，认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是网络性的，在这网络中也同样存在着“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因而大学的发展也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由于在知识生产中处于边缘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也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信息社会的到来，第三世界的大学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但大学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本土化，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借鉴别国教育制度时必须有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应“理解”(understanding)西方教育理论，而不是简单地“阐释”(explanation)去将西方理论应用到第三世界国家。许美德则超越依附论的方法，主张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研究大学的本土化。1992年，在多伦多召开了“东西方大学与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文明古国的学者和来自欧洲、北美的学者进行了对话，共同探讨了历史源远流长的古文明对科学和社会知识的贡献以及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大学要从专一体系的知识理论创造中解放出来，重视褒扬真实扎根的本土知识，从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的视角关注大学本土化发展问题。许美德认为，经过历史发展考验的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特点应该成为东方知识模式和学术构建的丰富宝藏，进入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也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国内教育学界，加世纪初就有人针对中国教育的西化倾向，提出保存和复兴传统文化，中国教育要中国化，实质上是提出教育的本土化问题。庄泽宣于1929年出版了《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中国教育本土化的研究专著。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寂于1939年发表了《学术中国问题的发端》(《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3期)，这是最早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探讨教育本土化的论文。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的提案，认为当时教育有四个弊害，其中之三是“未能以实用科学促进生产之发展，以裕国计民生”，之四是“教育制度与设施缺乏中心主义，只模袭流行之学说，随人流转，不知教育之真义，应为绵延民族之生命”。1931年，由欧洲学者组成的国联考察团来中国考察，批评中国大学的教学计划“若不参照中国之实际生活，反参照外国大学教学之情况，则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仅有模仿而无独创之研究与思想，则其所产生之后一代人才，亦缺少适当之准备，不能各负其责，以解决中国当前之问题。这些弊端本身也要求学习外来文化必须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陶行知则是教育本土化的急先锋，他曾经明确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实际而一味模仿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将其比做“拉洋车”，认为那是“害国害民的事，万万做不得的。”此外，晏阳初、梁漱溟等一大批中国本土教育家，用实际行动致力于将外来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在高等教育界，张伯荃明确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今后发展之根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本土化的问题曾有一段时间被忽视，进入90年代，随着教育国际化探讨的升温，教育的本土化也随之受到重视。鲁洁教授较早提出教育学的本土化问题。她指出:“中国教育学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本土化。中国教育学要着重研究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和条件下的教育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途径，探索中国教育运行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对大学本土化的研究，它是与大学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紧密联系的。在80年代至世纪末，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的本土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方面，强调要正确处理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民族化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者开始从全球化的视角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问题。对大学本土化的研究也是放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关系中加以研究。探讨了大学教育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压力之下，转变教育观念、教育思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