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贷款新政策的误区分析

作者： 文/孙桂根

自2000年国家实行助学贷款政策以来，因违约率超过人们的预期，2003年9月停贷风波在全国高校间大面积曼延。在经历了银行停贷风波之后，2004年9月新学期开学伊始，国家出台了助学贷款新政策。新政策实施一年后，并不如人意，2005年8月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痛心的指出：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开展了6年，却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对此项工作不重视，目前还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没有行动，400多所地方高校没有落实。人们不禁要问，助学贷款新政策为何又遇尴尬？其深层次的原因何在？助学贷款新政策的误区到底在哪？都是我们急待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助学贷款在我国应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在情理之中。

政府、高校、银行、学生及家庭等当事各方在正视尴尬的同时，必须走出思想和观念上的误区，才可能寻求到正确的应对之策。以下几个方面完全值得重视：
　　 一、走出“苛求商业银行承担超额社会责任”的误区。
　　 企业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它合法经营、按章纳税，帮助了众多公民实现了就业，就已经完成了它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的一份子，最大限度的规避其经营风险，也应是理所当然，人们不应该对它有过多苛求。目前，有不少人提出商业银行作为国家控股银行，在目前政府一时难以拿出有效办法的时候，商业银行就应该责无旁贷的为政府分忧，甚至提出银行不应出现选择性放贷，提出助学贷款出现呆、坏帐后，不应该追纠放贷人的责任，甚至提出总行放贷之初就应该准备好足够的呆、坏帐的准备金……。这些观点过分的强调了银行的社会职责，而完全忽视掉它作为企业的本质属性。尤其进入WTO后，我国各大商业银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任重而道远，内部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这几年逐步建立起来的规章、规范及内控体系，怎么能因为助学贷款说改就改呢？这完全是因一废十。特困生的问题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绝不应该苛求某几家企业来承担。
　　 二、走出“以重点院校贫困生统计资料作为决策依据”的误区。
　　 翻阅报纸、杂志，打开网络、电视，有关贫困生的报道大多是来自于重点高校的。这些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研究，笔者深感忧郁。99年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大学生已达1400万，而各高校学生结构比例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近期发布的研究结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结果表明，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总数在重点高校中还不足20%，而在地方高等院校中，农村生源数的比例往往要超过70%。重点高校，无论自身的财力、物力还是获得社会和企业奖学金机会方面，都远远超过地方高校。应该说地方高校需要帮助的特困生更多，但他们无论是在争取助学贷款的能力、自身的财力还是获得外界的赞助等方面都无法与名牌高校相比。因此，整个社会更应该把注意力聚焦在地方高校的特困生身上。
　　 三、走出“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误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已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媒体也在逐步被推入市场，各大媒体为了扩大销量或提高收视率，都在有意无意的寻求炒作的概念、脉点，猎奇各种社会现象。于是乎，特困生的现象也自然倍受聚焦，这样做的结果既推动了整个社会对特困生现象的重视，客观上，也对教育事业和广大特困生带来了很多的积极帮助。同时，由于过多猎奇，也更多的带来了消极后果，多方面误导了舆论。具体误区如下：
　　 1、过分夸大教育致贫。教育收费对众多低收入家庭的确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在报道过程中不应夸大事实。人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包括农民和工人阶层。应该承认，大部分的家庭包括农民家庭还是能够承担得起高等教育收费的。至于一定比例的低收入阶层或多子女上学的家庭，家长难以负担，虽也是事实，但这一现象在国外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因此，不宜夸大。
　　 2、过分夸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最早的国家助学贷款是从2000年开始的，毕业后开始偿还，4年还清，有8年的贷款期，去年改成毕业后6年还清，贷款期变成了10年。这样，要到2008年贷款才会还清，现在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要等8年下来。很多媒体现在就断言，大学生助学贷款违约率高，难道这是负责任的行为吗？
　　 3、过分夸大学生的欠费比重。的确有少部分学生欠缴了学费，但这一比重未必很大。按照国家规定，高校每年收取学费的10%要用来专门资助贫困学生，减免学费。如果从2000年算起，每年拿出学费的10%，一个高校要拿出几千万元出来。说学生欠了多少学费，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说学生欠的，就应该免。
　　 四、走出“特困生就应该是成绩优秀生”的观念误区。
　　 由于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利益缺失的尴尬和学校可能应对权力和义务不对等的尴尬，很可能有意或无意导致银行和学校在贷款审批过程中，对学生进行选择性放贷。无形的设置一些条款阻拦最贫困的学生获得贷款，将最贫困或者虽贫困成绩却很优秀的学生阻拦在这份福音之外。毕竟审批机会在银行，推荐权力在学校。同时，也应现实的看到，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面临着重重挑战，初始就业时的工资水平也并不都是很高，作为特困生来讲，大多面临着性格内向、敏感、缺乏自荐和自我推销的能力，在职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这显然对助学贷款的偿还带来了巨大挑战。
　　 如果说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个人奖学金与学生的成绩密切挂钩在情理之中，但把助学贷款与学生的成绩挂钩，恐怕就有点儿牵强了。如果仔细研究，还会发现，无论是国家奖学金，还是省、市政府的奖学金等各级政府奖学金都无不与成绩密切挂钩，这些事实无疑是在宣布——特困生如需帮助，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这一观念，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如能经过仔细调查和研究，却发现这是一个特大的误区，其不妥又是：
　　 1、学习环境和条件直接影响着学习的效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特困生精神压力大，生活条件差，更不能像其他学生拥有诸如复读机、收音机、电脑等必要的学习工具，这显然会影响相当部分同学的学习效果。得不到助学贷款和各方面的奖学金，就难以改变生活条件、学习条件和精神压力，而这些不利的因素反过来又在影响着学习成绩，无疑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境地。
　　 2、智商对学习有明显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学习成绩优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家庭，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些特困生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农民和下岗职工家庭，笔者在这里绝对无意片面强调血统论，但遗传对智商肯定是有影响的。在重点高校中，来自于农村大学生还不足两成，而在地方高校中，这一比例往往要达到70%，这一数据不仅说明学习与环境有关，可能也部分印证了智商的遗传性。人们应该承认95%以上的贫困大学生学习都是非常勤…… 奋的，面对如此勤奋、如此自强自立的贫困大学生，人们片面强调与智商密切相关的成绩，这对他们公平吗？
　　 3、大学生英语4、6级考试严重的不轨行为屡屡被媒体所暴光，由此可见，大学生其他科目的作弊显然也不是个案。哪些学生最有勇气闯“红灯”？显然是那些家庭条件优越，身性乐观、豁达的学生最敢冒险。这一获得优良成绩的捷径，绝大多数贫困生绝不敢偿试，因为作弊的后果他们是万万承受不起的。
　　 4、管理理论中强调激励的有效性。换个角度分析一下，如果没有国家奖学金、政府奖学金，甚至也没有学校奖学金等各种奖学金的背景下，广大青年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真的会受到严重影响吗？笔者从事了10多年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员工作，还没有发现一个学生是在为哪种奖学金而奋发努力的。事实上，在目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竞争意识已深入人心，优秀的人才在未来的预期中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高报酬已人人皆知，这已是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的、最成功的激励机制。笔者并不否认各种奖学金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但在如今，如此多的特困生需要帮助，而且又有如此多的矛盾一时难以解决，包括助学贷款也已证明不能包治百病。此时，整个社会也许应该考虑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帮助的那些学生身上去。2004年末，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到苏北农村考察后，农村大学生家庭的困境让他感到非常震惊，省政府当即拨款数千万元支助特困生，且明确强调此次对特困生的帮助不允许与学生的成绩、学生的品德挂钩，考虑的因素只有一个——这些学生家庭是否真的贫困？李书记的深入调查对有关决策部门是否也有所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坚持认为企业奖学金、个人奖学金和学校奖学金与学生的成绩挂钩，所产生的导向功能已经足够，在当前如此众多的贫困生迫切需要帮助的背景下，应把助学贷款完全与成绩脱钩，让更多的贫困生享受阳光的照耀。
　　 助学贷款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财政、金融、教育、法律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关注。因此，我们在走出以上主要误区的同时，也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多管齐下，积极寻求有效对策。以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关键，以建立高校学生征信和就业征询系统为起点，以改善银行的服务意识为手段，从而使助学贷款这项利国、利民、利特困生的重要举措落到实处，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